哲理诗写作

哲理诗写作 哲理诗是一种偏重于理性倾向的诗歌。它在取材、构思，表达方法和语言风格上都与抒情诗相似，但在重理性色彩这一点则与抒情诗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而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读者在领略诗的感性形象的时候，往往可从中接受某种真理和智慧的启迪。

所谓哲理，包含的内容，从探索宇宙自然到探求社会人生、思想观念、道德伦常的本质及规律之理。哲理诗一般以写社会人生经验的为多。除了纯粹的抒情诗以外，凡以表现客观事理、物理和人生情理为宗旨的诗篇，都算作哲理诗。在艺术上，它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既有哲理又有诗味。其中的“理”是由形象事物表现出来，且诗中的“理”应带有情的成分如唐刘禹锡《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既由客观景色道出万物欣荣与衰朽之辩证的常理，又抒发出作者因多年被贬谪的伤感和深信社会一定向前发展的乐观之情。又如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登鹤鹊楼》，李商隐《乐游原》，宋苏轼《题西林壁》，朱熹《观书有感》，等等，五四以来，新诗如郭沫若的《天狗》、《雪朝》，卞之琳的《鱼化石》、《圆宝盒》、《白螺壳》，戴望舒的《寻梦者》、《乐园鸟》等郁是哲理诗名篇。

从现代新诗的创作实践来考察，哲理诗的写作，首先必须重视诗的哲理内容的提炼。例如卞之琳的《圆宝盒》是一首象征诗，但不是情感的象征，而是哲理的象征。诗人幻想获得一个充满智慧之美的圆宝盒，透过盒子里珍珠宝贝可以借一斑而窥全豹，从有限看无限，从具体看抽象，从刹那间看永恒。这就是以表达知性内涵为目的，通过想象叙述宇宙人生之理的哲理诗。有的哲哩诗是抒情性很浓厚的，如穆旦的《旗》 ，不但描写了旗的庄严、神圣又活跃飘飞的形象，更歌颂了旗的凝聚力、号召力，暗示了旗是战斗的力量，胜利的保证，是光荣和伟大的象征。由于情理渗透，浑然一体，，丰富了诗的艺术力量。再如戴望舒《我思想》里的“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憾我斑斓的彩翼”。这里用作比喻的蝴蝶，究竟象征着什么? 虽然并不能确定，但能给读者留有很大的想象和理解的余地。不管诗中的表达是否确定，作者必定要有真正的感受和心得，有过成熟的思考，确乎在诗中有所寄寓。

其次，要在哲理诗的形象化、意境化上用功夫。哲理诗以表达哲理为主旨，形象极易与理念分离，意境的构成难度较大，欲将理念化入艺术形象而出之，形成富有哲理意味的意象世界，有赖于作者的生活体验的细致深入和丰富的想象力，要善于捕捉形象材料和运用各种表现手法。

哲理诗形象化、意境化的如下三种方式：第一种，哲理诗的意境往往就在真实生活的体验中获得。如冯至的十四行诗《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写了诗人夜晚暂时居住在荒郊的小茅屋里，外面是暴雨狂风，屋中只有微弱的灯光照耀，铜炉在燃烧着炭火，瓷壶中盛着热水。在这特定的生活环境下，诗人感受到了风雨飘摇中的孤独，和自身不能自立的命运，“我”与世界互相在遗弃，一切事物都各顾自己，以致觉得连铜炉和瓷壶都在想他们各自的心思，生命只是偶然的暂住罢了。此诗是诗人在特殊时代条件下的产品，题材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事物，这样便从诗人的深切体验出发，造成真实而幽深的意境，关于人类命运的哲理正从这意境中被引出，有了超神化境之味，就成为境、情、理相融合得很完美的哲理诗。第二种是通过咏物以托寓哲理。吟咏自然景物的较多，如闻一多的《烂果》，写“我的肉早被黑虫子咬烂了”，“索性让烂的越加烂了”，最后烂穿了核甲，爆出新芽时，便是“我的幽闭的灵魂”笑迷迷地跳出来了。全诗通过拟人化的描写，将烂果死而复生的事态非常生动地展示出来。诗不只是道出生命与种子的自然辩证关系，并且透过烂果读者还能联想到某些社会现象和人类活动上来，意味着一切事物都可以蜕旧变新。烂果诗就托寓了诗人这种新生事物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咏物的具体化和形象化，诗中哲理表达得很含蓄，很自然，很美。第三种是运用情节化造成诗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如朱湘的《当铺》写道：“‘美’开了一家当铺，／专收人的心；／到期人拿票去赎，／它已经关门”。诗所要说的是，人们如果对于“美”有了渴爱之后，便再也丢不掉这种兴趣了。但他不是直白出这个道理，而是通过想象虚构出由“美”开设当铺这个简单的情节，使叙述抽象的道理带上了艺术性。第四种是比喻和象征。例如顾城的《昨天，像黑色的蛇》，诗人欲对十年动乱的社会现状和颠倒黑白的政治生活给以沉思和评价，他不是用抽象说理，而是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比喻，说‘昨天／像黑色的蛇／盘在角落”，并且“它曾在／许多人的心上／缓缓爬过”。象征着“文化革命”的错综复杂的成因、形态、性质、影响，作者用形象化的比喻和象征概括表达了丰富的理性内涵。

此外，哲理诗的语言的含蓄、简练、深刻，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